吴家麟（1926年6月—2017年5月3日），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党员，教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宪法》专业，1961年到宁夏大学任教，讲授形式逻辑和哲学史等课程，1979年任宁夏大学副校长，1983年任宁夏大学校长。他参与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曾担任《宪法》《行政法》副主编；在修订版中担任《宪法》主编。他撰写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著作，主编的《宪法学》是“文革”结束后国内第一部高校宪法学教材。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9月，吴家麟被评为“宁夏50年影响力人物”。同月，获宁夏法学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2008年获宁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突出贡献奖，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5年10月，被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授予“中国宪法学发展终身成就奖”。

汤翠芳，女，1933年11月出生，福建省龙岩人。中共党员，教授。1982年8月调入宁夏大学工作。先后主讲大学语文、形式逻辑、法律逻辑、普通写作、说理文写作、法律基础、婚姻法等课程。担任宁夏大学政史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多次荣获校系教学质量一等奖。主要著作有《法律基础》《说理文概论》（合著）、《与中学生趣谈逻辑》（合著）等，发表论文多篇。获自治区和宁夏大学优秀科研奖8项，获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和宁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各一次。

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汤翠芳在国家“建设边疆、支援边疆”的号召下，与大批积极响应号召的热血青年一道被分配到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得知被分配到宁夏时，我就做好了艰苦生活的准备，但是这里的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苦许多。”汤翠芳说。从北京出发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路程停靠在一片荒滩上，光秃秃的铁轨旁驻扎的三个临时帐篷就是当时的银川火车站。向帐篷里的人说明来意后不久，一辆敞篷的大卡车连人带行李将这批支宁青年送到了人事部门。干旱少雨的夏季，卡车经过泥土路扬起滚滚黄沙，落在了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

初到宁夏的汤翠芳被人事部门安排到自治区工业机械局人事室工作，不久又被调到自治区综合电机厂办报纸。身为记者和编辑的她需要频繁地外出采访、找素材。时值冬日，身怀六甲的汤翠芳初遇大西北凛冽的寒风，手和耳朵都冻裂了。1959年，汤翠芳又被调往刚建校不久的自治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任语文教师。这所学校位于银川市偏东北面的东教场，新中国成立前东教场是军阀马鸿逵的兵营，也是关押囚犯的地方。当年的银川市除了一个两层楼高的邮电局，周围全是土坯盖的低矮的小平房。笔直的解放街一眼可以望到头，时人戏称“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白天汤翠芳忙着给学生讲课，夜里就在只能容纳一张床和写字桌的宿舍里备课。春天滚滚黄沙随风而起，冬季呼啸的北风晃动着简陋的住房。“当年年轻啊，满腔热血，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汤翠芳说。1962年，工业学校下马后，汤翠芳被分配到新城中学教书，新城中学后来升格为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1982年，时任宁夏大学副校长的吴家麟在处理繁杂的学校日常事务之余，还要负责全国宪法教材的编写，主编《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的吴家麟还承担着学校两门课的教学，分身无术的他提出想要一名助手接替他讲解法学和逻辑学，同时负责日常来信处理。拥有法律专业背景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汤翠芳成为不二人选。至此汤翠芳不仅成为了宁夏大学的一名老师，也成为丈夫吴家麟的助手。“这个助手是没有工资的，也没有待遇。”汤翠芳笑着说。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家麟在来到宁夏大学工作之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1961年被分配到宁夏大学后负责开设一门新课——逻辑学。为了讲好逻辑课，吴家麟基于对该学科性质的理解和分析，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在各种书中寻找、收集、整理材料。授课时在明确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具体生动的例子加深同学们的理解和记忆，原本抽象、枯燥、沉闷的逻辑课成为文科学生最爱的课程。“有了兴趣，爱学了就能学好。”1963年，吴家麟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开设了说理文写作这门课程，专门教本科生撰写论文。自1982年担任吴家麟的助手以来，丈夫的辛苦付出她都看在眼里。汤翠芳说：“我认为吴家麟身为一校之长，这么多年来做得最值得传承的事情就是尊师重教。”吴家麟认为，“一所好的大学，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各种设备所能支撑起来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好老师。只有有一批好老师才能带出一批好学生。”原来的宁夏大学教师政治地位不高、经济收入少、住房条件差，留不住好教师。经过学校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改变分配住房一贯向老干部、向各级领导倾斜的办法。新盖的几栋家属楼全部分配给原来住在阴冷潮湿的窑洞里的教师。为了改变学校图书馆图书资源匮乏、任课教师缺乏参考书的状况，吴家麟决定提高图书经费占全校总经费的比重，由2.5％提高到7.5％，同时专门组织人员在全国各地购买教师备课所需书籍。他利用自己在全国各地作报告时的便利，看到合适的书也都带回图书馆。吴家麟的这些举措，很好地解决了教师的住房问题和备课问题，一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好教师选择继续留在宁夏大学任教。

汤翠芳说：“吴家麟是一个面薄的人，只有在建设宁大这一件事情上，一次又一次‘厚着脸皮’到处‘伸手要钱’。”她至今仍记得吴家麟为了宁大建设“化缘”最多的三笔款项。第一笔款项是为了培养定向教师充实宁夏大学青年教师队伍。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大学都缺优秀教师，从外地引进教师已经不能满足宁夏大学长远发展需要。吴家麟决定培养新生力量，一是从本地中学选调优秀教师，二是培养定向研究生。他向自治区教育厅申请了100元万经费，选派50名宁夏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和毕业生，送到全国各地有名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学成归来后充实到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去。

第二笔款项是为了盖外语教学楼，“伸手”向香港电影大王邵逸夫先生要资助。热心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邵逸夫先生，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1985年宁夏大学也收到邵逸夫先生100万元港币的资助。有关领导带领受资助的各校校长专程赴香港领取这笔钱款，同时与大家“约法三章”，到会发言只能表示感谢，其余事情绝口不提。汤翠芳说：“吴家麟这个人心直口快，胆子大，他说丢乌纱帽丢就丢了，咱就为宁大做一件好事。”会上吴家麟当场陈述了宁夏大学目前的困难情况，并希望得到邵逸夫先生进一步的支持，邵逸夫先生听闻后，马上又给宁夏大学增加了100万元港币的资助。有了这笔钱，终于盖起了当年宁大首屈一指的邵逸夫外语教学楼。

第三笔款项是为了完善宁夏大学实验室设备，争取世界银行的贷款。1984年，国家教委为地方院校雪中送炭，确定了1.2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经过吴家麟的大力争取，自治区政府同意把这笔钱给宁大。国家教委确定意向后，专程派黄司长来宁夏考察包括宁大在内的几所学校。正在呼和浩特讲学的吴家麟，得知黄司长将来宁夏，立刻买了和黄司长同一趟的火车票，在车上见到黄司长后详细汇报了宁夏大学目前的情况，力陈这笔款项对宁夏大学发展的意义。最终世界银行贷款成功立项，吴家麟把这笔来之不易的款项全部用在了教研室设备的购买上。

汤翠芳自1982年8月调入宁夏大学工作后，在充当校长助手，配合丈夫工作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先后主讲大学语文、形式逻辑、法律逻辑、普通写作、说理文写作、法律基础、婚姻法几门课程，多次荣获校系教学质量一等奖，担任宁夏大学政史系法学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获自治区和宁夏大学优秀科研奖8项，获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和宁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各1次。在校外，曾任中国写作学会理事、宁夏写作学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法律基础》（主编，自治区高校德育教材）、《说理文概论》（与他人合著）、《与中学生趣谈逻辑》（与他人合著），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为何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依然选择坚守宁夏这片土地，奋斗在教育第一战线，汤翠芳把它归结为两个词。第一个词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从一名女兵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再到教育战线上的一员，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汤翠芳始终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第二个词就是出于教师的“危机感”，作为一名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可以掌握最前沿的学术理论，不被时代淘汰。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始终推动着汤翠芳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