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9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忽然听到村头喇叭里有一阵没一阵随风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半信半疑，对所谓恢复高考意思还不清楚。十年“文化大革命”已将人们上大学的路变为所谓“群众推荐”。我们一般人，不管是下乡的还是返乡的，想要上大学简直比登天还难。现在，一旦要实行考分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上主要看本人表现，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我那久藏心底的大学梦不由自主地又冒了出来。

开初不敢相信，等具体的政策下来后，方才由一脸的疑惑转为暗自的高兴。人人都会在心里说，这下有希望了。记得当时知识青年点上，同伴们兴奋议论之后，都忙着回城找复习资料，纷纷去公社报名，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考试。

我下乡的村上，队长是一位回族大叔。平时对我印象好，知道我要高考，特地照顾我白天休息，晚上看守玉米地。正好叫我白天复习，晚上乘着照看玉米地也可以有空隙看书。这样的温情，我现在仍记在心上。

我是1966年考上蛮有名声的中学的。本想走我一位叔叔（军事院校高材生）的路，通过努力，由初中而高中，将来考一所心仪的大学获得深造的机会，这就是我那时的人生抱负。偏偏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成了泡影。上不到一年时间，就“停课闹革命”了。搞到后来名义上高中毕业，实质上初中的知识都没有真正掌握。一会儿“红卫兵革命大串连”，一会儿斗学校“走资派”。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后，所读之书已完全变了味。不但文科教材空洞无物，理科的内容也一减再减（因为上不完）。数学仅从代数到函数，高中连个几何知识也没有接触。外语(英语)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学了几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红色口号。语文课不是毛选中的文章，就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或者“两报一刊”批判文章。一声“破四旧”，批“封、资、修”，图书馆不借书，阅览室没报刊可看。作文成了写大批判稿，师生分立山头（各自组成群众派别），相互攻击打派仗。很多有水平的教师因无书可教，不少人乘机调回老家。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非专业的滥竽充数者。置身此等氛围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毫不夸张地说，“文革”荒废了我们最宝贵的学习时光。每想于此，唯有一声长叹。现在纵有高考机会，可腹中空空如也，能考出什么成绩来谁都心里无底。

好在我有个姐姐在学校工作，托人东找西寻，给我抱来参考资料和复习题。我边看边做练习。那时，手头抓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在那时，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不懂的题怎么办？同在一起的下乡知青和队上的返乡知青组织起来，到就近的红花中学老师家中求教，远赴城里九中找同伴的教师舅舅辅导。临到考试前，听说某高校给教工子弟开辅导课，我们立马骑车几个小时赶去听讲。那时的老师真是热心，不但诲人不倦，分文不取，有的还给烧水留饭招待。那种人情温暖在今天已难得一见。其实，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们的迎考复习，都很茫然，有点饥不择食或者老虎吃天的感觉。好多的辅导，过后想想，针对性不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倒是有一次在知青同伴家做习题，来了一位高年级的考生（老三届的），人家的基础好、底子厚，所解析的一道数学题方法竟与我的大相径庭，可步骤简单，答案却是一致的。这使我感到孤陋寡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由此，也对自己的高考有了清醒的认识：尽力而为，顺其自然，不作非分之想。

1977年高考现场(网络下载)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我的考场是在银川东门外的第五中学。当时的学校教室都是平房，由于天冷，教室里还需要生炉子。两位监考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他们态度和蔼、监考认真，对考生问考卷的事回答很耐心。由于时间久了，印象最深的是两场考试。一次是第二天上午考数学，100分的卷子（可能有加分题），我只做了60分的题。另外40分的题，我只能望题兴叹，一点不会。于是，不想浪费时间，就果断交卷了。

由于老城区的家旧屋拆建，母亲临时搬到新城工厂里住。第一场考下来，中午饭都是在“五一”餐厅胡乱吃的，顺便也是图有一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考语文，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门课，也是我最有希望拿高分的一门课。记得语文中作文题目叫《难忘的一天》。由于平时爱看书，又是报社电台的通讯员，经常投稿什么的，下笔还顺利。记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引起个人心灵震撼的事。自认为立意高、题材大，内容为一位知青对毛主席教诲的深情回忆。有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好几页。还记得不知是在史地课程还是在语文课程试题中，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翻译成现代汉语，解释“宁”字的意思，我答了个“难道”，有点连猜带蒙的味道。当时可真不知道什么反问副词之类。但这一试题也使我对司马迁的《史记》一见钟情，并由此触发我对地方文史的浓厚兴趣。

记得考第四场时，听到两位监考老师在背后小声议论我，说我的数学考得差一些，其它好像还不错。我估计两位老师都是经过高考的，他们从考生的临场表现，凭经验也可知其大概，所以才有这番议论。两天的考试就这样熬过去了，走出考场那一刻，才感觉到冬日的寒冷。望着大门外黑压压一片迎接考生的父母亲眷，人人心头都是热的。我是单单一人骑车回的新城，一路那个轻松，仿佛脚下生风，肩上卸下千斤重担似的，好不畅快！

考完之后等消息也很麻烦。那时住在农村知青点上信息不灵，而呆在城里又有距离相隔。当听说上分数线的已通知体检，我才如梦初醒骑车到公社打探消息。终于在张贴的名单上见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找到郊区招生的文教干部，他嫌我来晚了（可是并无人通知呀），指点我直奔市妇幼保健院找大夫。原来，体检截止的日期已过，论理人家可以再不管的。也许是同情心使然，体谅到上线考生的不易，大夫们为我补做了体检，让我顺利过了这一关。此事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如果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那还不后悔一辈子啊。

那年春节前，我终于收到了宁夏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一家人都为我高兴。感谢冥冥之中上苍对我的眷顾，感谢恢复高考给每个知青平等考试的权利。家中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自我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个养大成人。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已有了一个大学生，如今又有一个考上大学，她一生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工友们的羡慕、称赞，母亲自然喜在心头，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了。后来得知，我们下乡的生产队，共有9人（其中包括2名返乡青年）参加高考，除我之外还有1人考上了高校，另外1人被中专录取。这样的结果，已使生产队长和村民们感到荣耀了。

宁夏大学中文系王拾遗教授课后答疑（1980年 周鹏起摄）

1978年3月17日，我们77级新生是在春天里入校的。作为其中一员，我有幸赶上了这趟“末班车”。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惜时如金(我曾有几个寒暑假都没有回家，留校自习)。我们一如饥饿人扑在面包上，又像海绵吸水般的汲取知识。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毕业后，我们走上不同的岗位，努力回馈社会。无论是在中学当教师，还是到机关做公务员，我们始终不曾懈怠。好学、勤奋成为一生的座右铭。一晃，数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很多人已两鬓斑白，到了退休年龄。回过头去，看看当年走过的高考之路，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

怎么看待恢复高考这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7年8月8日关于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许多事情亟待解决的情况下，首先提出了恢复高考的问题，的确抓住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恢复高考制度这一举措，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风气，对国家四十年来改革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来说，没有当年恢复高考，也就没有国家今天的发展成就，因为任何时候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人才培养是最关键的因素。另一方面从对公民社会来讲，恢复高考是对人民群众建立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制度强烈诉求的积极回应。对于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恢复高考的起因如何？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召集全国一些敢于讲话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开了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谈的最多的是高等教育，与会者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意的。倒不是说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由于水平参差不齐，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与会者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8月6日下午，来自武汉大学的化学教授查全性发言，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搞得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随后的吴文俊、汪大猷等人发言都表示支持。邓小平问了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教授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于是，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全国有570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特别要提出一点，据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先生回忆，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时还有一段讲话：“今年还有机会，要坚决改。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这涉及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在作这样的决断时，首先想到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中断高考11年之后的1977年，国家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具体到银川市，1977年共有考生5894人，最后录取了645人，录取率为10.9%（不用说，就录取率而言，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我们银川考生还是相当幸运的）。

197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招生1496人，其中宁夏大学计划招生340人。

后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没有改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又从1977年预选生中增招走读生住读生125人。其中宁夏大学增招走读生96人（中文50人，政史7人，英语20人，数学10人，物理6人，化学3人），并且强调增招的对象主要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据《宁夏教育年鉴1949～1985》中宁夏大学概况介绍，恢复高考的1977年，宁夏大学实际最后招生数为488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我们珍惜机会，懂得感恩。四年的孜孜以求不负使命，母校的哺育情深似海，一辈子难以忘怀。

宁夏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班学术讨论会（1981年 周鹏起摄）  

对77～78级大学生有何评价？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七月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前后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不过，与过往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的是，自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通常称自己是哪一“级”而不说哪一“届”。不错，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了，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年龄跨度大，且普遍具有底层生活经历。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心扉地反思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又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在校期间，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接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从尘封中翻阅了胡适之、林语堂、傅斯年……在饱经沧桑后，这一群体普遍乐观、坚韧，较能吃苦、注重实干。这些都成为日后各自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十年过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已到了谢幕的时候，但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展示着人生的精彩。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青年学子的命运。它是拨乱反正射出的第一支嚆矢，它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史上浓彩重墨的一笔。我曾在参加完2012年9月28日宁夏大学77、78级校友毕业30周年联谊会后，在《校友通讯》中留言：一生难忘是母校，心底感激唯邓公。对于像我这样走过那段历程并有幸获得老天眷顾的人，心中永怀感激。邓小平这一拨乱反正的决断，将彪炳史册!

谨以此文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作者：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宁夏文史研究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