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梦想 跨进宁大

说老实话，我上大学是在非常矛盾中做出的决定。不上吧，实在是不甘心。许多银川一中的老师和同窗好友都认为：马翔雪中学时代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门门功课拼命争得优秀，不就是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吗？如若不上实在太可惜了。上吧，经济和身体两大因素死死拖住了后腿。进退两难之时，我那一杠三星的四哥从部队回宁探亲，他鼓励我：“全家都指望你能圆个大学梦，我全力支持你上大学，切不可再把身体搞垮了”。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虽然在高中没解决入党问题，但已打下了基础，只要在大学里执着追求，总会实现这个夙愿。上述几个因素成了我上大学的精神支柱。就这样，我揣着一个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梦想昂首阔步跨进了宁夏大学的校门。

1958年9月1日，我们140多名被录取的大一新生先后到宁夏大学的前身——宁夏师范学院报到。当时的宁夏师院就设在宁夏师范，即今天的银川实验中学东半部。当时首届暂设数理、中文和政史三个系，每系学生40多名。老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回民学院，工作人员几乎一半是军队转业干部。当时学校的条件太差，只有三排人字形砖瓦结构的教室六个，后有两排砖结构平房十二间，再什么房子也没有了，不仅学生宿舍挤得满满当当，老师和工作人员也是住宿兼办公室。没有图书馆，没有餐厅。连院长刘继曾、党委书记敬礼堂都是从宁夏师范借两间房办公。师院和师范的学生暂在一个餐厅就餐。在宁夏师范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刘院长的讲话中传达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是宁夏将要成为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二是和师范学院，一起招生的宁夏医学院的医学系，宁夏农学院的农学系、畜牧系，不久就要将三个学院合并成立宁夏大学，中央已拨专款正在宁夏军区的东南边动工建设宁夏大学。刘院长强调在宁夏大学新校园没建好之前，要全院师生员工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精神，积极创造条件。眼下最紧迫的是要建起简易的图书馆和餐厅。开学典礼之后，各系又作了动员。我们数理系全体师生负责建土木结构的八间大的餐厅。校方只购进一些木料，请几个木工师傅，负责加工木料的准备，又请几个土建师傅负责砌墙，其它粗活全由师生合作完成。就这样建校劳动便成了我们首届大学生活的开端，又红又专的道路，也就从这里起步了。

我们数理系46名同学，来自三个方面，人数最多的是银川一中、银川女中和中卫中学高中毕业生；另外有蒋振国等五六个是有五年以上工龄的中小学教师报送上大学的，还有张文华等五六个是宁夏师范学校毕业生。团员有25人左右，党员只有蒋振国1人。第一任班主任兼系党支部书记是孟华老师，他是从河北调过来的老八路，办事沉稳，周到细心，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入学报名第三天上午他就找我实话实说：“翔雪同志，你在初三就提出入党申请，又当过四年的团干部，学习成绩也优秀。我们研究由你担任你们班的团支部副书记，你愿意干吗？”“听从组织安排，团支书是谁？”“蒋振国”，“还有谁？”“王学曾，高中和你是一个团支部的。”上午刚谈过话，下午就把蒋、我、王三人叫到他家的临时办公室开了个小会，介绍了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的情况，他强调要尽快把班里的团支部建立起来，书记蒋振国，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马翔雪，宣传委员王学曾。团支部主要是在系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翔雪同志还要准备担任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请翔雪提名。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先开团员大会，选举产生团支部。接着开全班大会。孟华老师宣布班干部候选人，并说明大家刚到一起，互相不了解，系党支部暂时物色了人选，大家如没什么意见，就鼓掌通过。鼓掌后孟华老师宣布。班长马翔雪，学习委员邵国柱，生活委员王学曾，文体委员鱼连湘。

我们刚入学时，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叫得最响的时期，也是勤工俭学又红又专成为时尚的时期。正好学校的设施太简陋，学校考虑入冬前先把灶房盖起来，于是暂时没有开课，师生一起搞起了“干打垒”，计划要盖得一排砖柱土墙人字形的八间灶房。先是师生一起从北塔附近的砖窑上往校园里拉砖，然后由学生单独在往北塔方向的排水沟东侧，就地取土，脱土坯。而且要求限期完成五千块。经商定全班分七个组，每组男女搭配6人左右。脱土坯是重体力活，那个组都不想要女的，就是男的也挑肥减瘦。我是班长，又是团干部，我这组的6人是：张汉昇、于光宇、杨继光、孟淑香、杨秀珍。很明显我们组的力量最弱。任务分好后，尽快请木匠师傅做了六个一次脱叁块土坯的长方形模子，脱出的土匹规格长30公分、宽20公分、厚15公分。比农民在田里挖的坷拉小一点。要求每个组半月内完成一千块任务。我从小就帮家人脱炕面，对这个技术不高的活很熟练，知道最关键的是用水把挖起来的土浸泡透，再细翻两遍，用脚踩一遍，这样脱出的土坯才结实。我们小组的人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我们男生挖土，女生用脸盆从水沟里端水浸泡挖起来的土。把泥和好后，我来掌模子，他们轮流用铁锹或脸盆运送泥。为了能加快进度，提前完成任务，我主动提出大家回去吃午饭时，我利用这两个多小时再泡一大堆泥。有时候大家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躺在沟边上，哼着小调歇一会。“学校盖灶房，学生脱坯忙，为了赶任务，午饭顾不上。”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们小组不仅提前完成，而且经泥瓦工检验，还是顶呱呱的呢。孟华老师得知此事，让我在全班会上介绍经验。我们班12天就完成5千块土坯任务，翻晒几天，一周内全部用小推车拉运到校内工地。我们系的老师大多数是比我大四五岁充满活力的大学毕业生，在一起和泥糊墙砌墙、往房顶传递泥。搭上盖的过程中都和我们学生抢着干，师生们还经常在一起开玩笑，打打闹闹，甚至打泥仗，互相追逐往脸上糊泥等等，那个开心劲儿至今难忘。

国庆节过后，我们开始上课，我们数理系安排的课有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没有正式的教材，老师们临时编写好讲稿，安排几个戴右派帽子的老师刻蜡板印装成小册子，纸的质量太差印得模模糊糊，看着很吃力。不过我们的任课教师李佛奇、张德徵、林耀光、邓远能、张奎、张秀林、何乃光等讲课非常认真，解惑答疑也很耐心。调干生和师范生基础差，尽管老师讲得满头大汗，他们仍然是似懂非懂。孟老师得知此事，召开班团干部开会，看咋办？我提议高中毕业生中挑几个学习较好的和那些较差者结对子，一帮一，一对红。一个月下来果然奏效。校领导在简报上看到这个经验后，在全院大会上大加赞扬，孟华老师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上课不到一个月，院里又组织我们到新城毛厂对面的汽车修配厂的大院里，支起土高炉，大炼钢铁一个月。我等20多个男同学专门抬钢包，其它同学和老师到废铁堆里捡炼钢的炉料。好家伙，没装钢铁水的空钢包足有200多斤，装上钢水至少400斤，开始两个人抬，后来觉得这不安全，就改为4个人抬，为使四人步伐整齐，避免钢水四溢，我带头喊起号子。记得当时喊的与和的调子词是：“熊熊烈火”，“嗨，嗨！”，“钢花飞扬“，“嗨嗨！”，“四人齐步”，“嗨，嗨”，“安全稳当”，“嗨，嗨”“大炼钢铁”，“嗨，嗨”“超英赶美”，“嗨，嗨”，“国家富强”…….当时大家都被一种巨大的热情鼓舞着，想的是：赶快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至于其他的事情却很少去想。回到学校发烧的头脑冷静下来，也曾想过，这是不是有些不尊重科学？这炼的什么钢呀！可顾及到当时对右倾思想的批判，谁也不敢明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时才找到了答案，才明白了那不按规律办事的原因，才懂得了随心所欲、瞎指挥的荒唐。

经受考验 铸就初心

刚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新年前又停课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系的师生都来到银川市郊区红花公社新水桥大队。带队的是顶替孟华老师的孫疏洁老师，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刚毕业的预备党员。安顿了两天还没全住下，主要是觉得这家成分有点高，不合适，那家成份倒是不高，但主人当过三年多的伪兵，这家刚刑满释放，那家有偷摸行为等等。没办法，最后和孫老师研究决定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在大队部会议室地下靠墙边铺麦柴住下。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当时正是以小队为单位办大食堂，每家每顿饭都要到食堂去打饭，我们怎么办?经过多次协商，决定在谁家住的谁家负责打饭，在大队部住的，也分到各家去吃，劳动也这么安排。带队的孫老师知道我家是农村的，干农活又在行，也为了便于和我商议工作，就主动和我一起干小队长派的活。记得当时要为集体干的活是拉上带粪桶的小车到银川城里找厕所掏粪，活儿是不太重，但要不怕丢人，不怕臭。新水桥离银川城足有八九里路，天没亮就出发，九点多就回来了。我两手掌住车把，肩上挎一根拉绳，孫老师一会儿在前面拉，一会儿又在后面推。一路上有说有笑满快活的。遇上沟沟坎坎，我一声吆喝，两人默契用力就轻松地过去了。我问孫老师：“您怎么入的党？”她思忖一会，严肃地对我说：“只要有决心，一直努力就行了”。“您写入党申请到成为预备党员多长时间？”，“大一到毕业”。她看出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孟华老师把你的情况给我讲过。入党申请三年多了，你家庭出身不好，这没法选择，重在个人表现嘛！不要灰心，照这样干下去，组织会考虑的。”帮队上干的另一个活儿是从牲口棚里往外起粪，或将积成大堆的粪土翻打一遍。这个活儿我是架轻就熟，所以都願意和我一起干，大家边干边唱歌、边说笑话，说笑中，孫老师说出了她的身世：“我是资本家的女儿，从小母亲去逝，小学就住校，集体生活成了习惯。后来逐渐明白，出身对我不利，必须有更多的付出才行。经过四年的努力，果然实现了入党的夙愿”。老师话音一落，我就嗨了一声：“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三同”结束前在大队部召开了座谈会，大家不约而同地讲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同时也提出在农村办大食堂既众口难调又浪费粮食的问题以及队干的作风问题等。会后又开班团干部会，研究如何写总结，基本精神是只正面写感受，比如贫下中农勤劳节俭，朴实耿直，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等。发现的问题轻描淡写几句了之。“三同”结束第二天，我按照事先研究的意思写成的“三同小结”孫老师看后，夸我干农活是内行，写材料也是把好刷子！我们的小结报告登在了校报上，全校会上又表扬了我们，这时孫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1959年3月，学院刚开学，成立团总支，三个系班和行政共四个团支部，每家出一名总支委员，孟华老师兼院团总支书记，一个姓李的军转连级干部是专职副书记，我是兼职副书记。在成立大会的第二天接到银川市团委“关于在青年中开展争先创优表彰先进的通知”，四个支部各出一名优秀者，带上材料到总支再行评比，经过认真遴选学校决定让我作为银川市的表彰对象。5月3日上午，李老师领上我到银川中山公园“工人俱乐部”参加全市优秀团干部和红旗青年表彰大会，我竟然获得“优秀团干部”和“红旗青年”两个证书，当时那个兴奋劲儿真没法儿用语言表达。

后来的大学生活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度过的。1959年5月以后，开始压缩学生的口粮，从每月31斤减到28斤，到年底又减到26斤，（甘肃大学生每月口粮32斤），起先学生食堂不再吃稠饭，改为半稠半稀的“宁夏汉米和面”，女生给大肚皮的男生拨点，尚能凑合过去。没过多久，又将主粮减为21斤，而且连土豆也4斤顶1斤算作主粮。天哪，那些大肚皮的男生和青年教师出现了恐慌，学校曾几次出现夜间偷食堂饭菜的现象。那时，全国阶级斗争左倾的调子越来越高。当时自治区主要领导又独出心裁地发动了宁夏品牌的“双反运动”，即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一个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跟随共产党在渤海湾，提着脑袋南征北战的老英雄、老功臣，因力主修筑银川至太原的铁路被打成宁夏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总头目，下面株连了一大片。反坏人坏事运动就更出奇了，把许多有类似小偷小摸的人当成坏分子抓进了班房子，宁夏大学也有几个遭此厄运。50%以上的学生先后出现浮肿现象，对少数重度浮肿的师生（即朝脚脖一摁会出现筷头深坑），每人每月发一斤康复粉（稻糠、麦麸皮磨成粉加点儿糖）。粮食不够吃，学校曾派出我们少数学生骨干到贺兰山小口子拉榆树叶，到贺兰常信、暖泉和平罗的陶乐等地拉土豆秧，用这些熬成汤充饥。这一时期，大家常用脸盆打饭，用筷子搅几圈才有一些小米粒和土豆块翻上来。有的同学自嘲道：“低标准，瓜菜代，肚子饿了紧裤带；洪湖水，浪打浪，尽往厕所跑趟趟。”学校决定将四楼的教室和宿舍统统搬到一、二楼，上午只上三节课，不留作业，下午休息。

此时的我，因为是学生干部，又是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经常在听党课中得知这是全国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的；正好又学习《人民日报》发表《乐观主义万岁》的社论，基本精神是：这极度的困难，也是对全党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考验；人们在前进中犹如翻山越岭，每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岭，总是重新排一次队。上述精神对我触动特别大，决心咬紧牙关经受这低标准的考验，并积极主动地配合系党支部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让大家都迈过这个坎。记得当时，校党委大力倡导在全校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党委书记敬礼堂讲：“我们要以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弥补物质的匮乏”。我当时是系团总支书记，又是校团委组织委员兼文体委员，经过研究由校团委牵头，学生会配合，从各系师生中挑选文娱方面有特长的积极分子，成立几个文娱队，有歌咏队、舞蹈队、器乐队、文艺队。每周二、六晚上在餐厅举办两次舞会，开始时多数同学不会跳交谊舞，要求各团支部下午组织大家把教室的课桌集中地放在墙边，每人抱着凳子练习步伐。每逢学校举办舞会，乐队伴奏，歌咏队出人领唱，舞场上跳交谊舞的人由少到多，规律是“看不惯——一边站——满头汗”。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校的气氛由沉闷变得活跃起来。

1960年5月31日，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数理系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严肃认真地审议我和王学曾的入党问题，我俩的入党介绍人蒋振国和张文才介绍了我俩的基本情况和经受党组织考验的具体细节，我俩先后谈出了入党动机、愿望和今后打算。到会党员逐一表态后，党支部书记颜兴源宣读了批准入党的决议，又让大家举手通过了。最后又让我俩表了个态，大体意思是以党章为准绳，以英模为榜样，忠实履行党员义务，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永做合格党员，永不叛党。这年“七、一”我俩首次荣幸地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当时情景及宣誓内容，至今还记忆犹新，并将它作为一生的行动指南。

后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的一生也许非经受一些曲折、打击和折磨不可吧！刚入党不到半年，学校给全体师生检查身体，发现我在高中时期的肺病又复发了，而且胃病也日益严重了。恰逢此时，系里报请学校同意，派蒋振国、我和王学曾三人去北京大学和东北师大进修，回来就直接留在宁大当教师。就因为我的身体垮了，没戏了；王学曾的档案又寄丢，找不见了，也无法去进修，只好改派团员杨秀珍顶替他到东北师大进修数学，蒋振国去北大进修物理。“天哪，我怎么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呀！”本来这个打击就够大的了，可不到一个月另一个厄运又来了。学校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体检不合格的学生休学一年，我的名字也在此列。系里领导把我叫去，先让我称了体重，只有91斤。“入校时多重？”“127斤”，“身体太差了，翔雪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系里老领导孟华现在兼校团委书记，他体谅你无处可去，就暂到团委帮忙吧！”此时，还算坚强的我，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儿见到久别的妈妈，眼泪和鼻涕一直也揩不干净。过了一会，算正式向领导表了个态，在校团委边工作，边复习功课，还要在下学期参加两门课的补考。

校团委一共四个人，团委书记孟华，副书记李杨，加上我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是刚从部队上复员的小伙子，文化水平低，主要负责收交团费，传递文件，刻钢板等杂事；我负责开展活动、写材料、办小报、出黑板报。说实在的从初中二年级我就开始搞团的工作，总算是内行吧，既很上心，办法又多。许多工作，拟好计划，经领导一批就和学生会携手，驾轻就熟地干起来了。从各系各班了解到的新闻和好人好事，及时写稿，或上黑板报，或交学生会的广告室播报，或登团委一周一期的小报。我白天全力搞团委工作，晚上复习几门数学，准备补考。

现在，回忆休学这一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确实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一是以往搞团的工作，总是急躁和毛糙，把好事办不到理想的程度，这次到校团委似乎是机关性质的工作，凡事必先深思熟虑，必有预见性和周密的计划性，唯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二是我的工作牵涉面很大，制约因素也很多，许多工作要求必须耐心地搞好组织协调，并提高目标的管控能力；三是对演讲和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个极好机会，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即多看书报，剪贴摘精，又勤于思考，逻辑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四是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初步掌握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凡事必先做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从大学生的愿望和特点出发，各项工作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这一年，为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练了“兵”，打了基础，这不正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又一明证吗？真是：“罹患休一年，团委做帮办；学业落下啦，讲写得锻炼；有失又有得，坏往好处变”。

在休学时，还有一件至今难忘、感同深受的事，就是宁大党委书记敬礼堂给几百个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的一堂党课。他说，从前有这么一个贪心不足的人，他“一天忙忙为的饥，刚得饱来又思衣，衣食刚得双丰足，又急迊娶美貌妻，三妻四妾怀中抱，又想出门要马骑，骡马成群车配套，又怨无官受人欺，八品看不上，七品嫌太低，登上六品爬五品，四品还是不如意，有朝一日做宰相，竟奢面南当皇帝。”其结果是刚爬上七品官，因放荡不羁，穷奢淫逸，无恶不作被砍头示众，臭名远扬。这昭示今天的共产党人不能太贪心，不能在个人利益上过分追求，要做个知足常乐、有益于人民的人。恰恰我在图书馆看到世界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不知足的人来说，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这堂课、这名言成了我这一辈子的行为规范，为党的事业奉献正能量的镜子。

如牛吃草 学业终成

休学这一年，由于有工作可干，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到了参加补考，插班上学的时间。开学前几天，系里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这一年在校团委干的很出色，团委对你的评价非常高，你可不能自满哟！这个班里，加上你，三个党员，成立一个党小组，党支部委员张文才是组长。为照顾你的身体，支部决定你就专心搞好你的学业吧！争取做合格毕业生”。“谢谢组织对我的关心，我一定照办”。

1962年8月，我正式回到宁夏大学数学系，第二届班学习。由于都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考过来的，学业程度相对高一些，整齐一些，班里的风气也不错，大家对我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二，对我也很尊重，在类似公益劳动等方面对我也很照顾，我真有点过意不去。每周开班团干部会也叫我去，但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像刚入学那几年时处处点子多，事事走在前，因此发言和上建议什么的就少多了。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大气候好多了，粮食定量恢复到27斤，饭菜里也见到油花花了。随着大家的身体、气色渐有好转，男男女女相互之间找对象、谈恋爱也热乎起来。而这时的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心的同学也曾鼓励我：“快毕业了，赶紧抓一个小鸟吧！”几个铁哥们却挖苦道：“像是皇宫的太监，拉倒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理智战胜了苦恼，拿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老主意，为了未来之梦，硬是按下扑扑升腾的肾上腺素，乖乖地静下心来搞好学业。

这一年我看似很机械的模式是，白天爬在教室的课桌上，晚上或坐在图书馆，或到孟华老师家的土炉子上边熬中药边看书。在图书馆里活像一个老牛在吃草，虽是慢腾腾，但从不停顿。涓涓细流汇大海，丝丝入脑终有得。数学专业知识大有长进，每次考试总在前几名内。所读到的英模故事书或名著，诸如：《卓娅和舒拉》、《保尔·柯察金》、《高尔基》、《马亚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诗集》、《马卡连科教育诗》、哥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国的《铁窗烈火》、《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红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武运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论语》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抱药罐子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得很慢，但经过日积月累，也确实为我未来做人、做事，也扎扎实实地打好了基础。

病骥伏枥志千里，

舍弃恋爱专学习；

党员作用不很大，

他人不解我痛泣；

为圆未来美好梦；

丰富知识老主意。

转眼间将到毕业。不知别的同窗在盘算什么，我已向系党支部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剩下最主要的就是回想在宁夏大学的这几年的收获、遗憾和感受，正确总结得与失，为走好大学毕业后将面临漫长的人生之路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数学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够理想。原因两条，客观上有“拔白旗，插红旗”等左倾政策影响，当时连正式教材都没有，也不给足够时间上专业课。主观上，本人身体太差，只想“留住青山”不敢深入钻研。这和我中学时期那个拼劲相比，简直是戴草帽子亲嘴——差远了，离当时学校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这正是我的内心隐隐疼痛所在。

然而，世界上的事总是一分为二的。按说我应该四年就毕业，实际上在大学呆了五年，不是我学业不及格造成的留级，而纯脆是身体掉了链子，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遗憾。我深为感激的是在这我惨遭厄运打击之时，许许多多的好心人，比如校党委书记敬礼堂和系党支部书记兼校团委书记孟华的谆谆教诲，颜兴源和孫疏洁老师的爱心指点，李佛奇、邓远能老师帮补课业，赵纪医生精心治病，闪一昌老师帮我调节饮食等。正是他们的恩惠，才使我在最最困难的时候，有了喘息康复的机会；虽然专业学习暂休一年，但在校团委工作中，笔头子和嘴巴子又得到了锻炼和提升，遇事养成了深思熟虑成竹在胸的习惯。更幸运的是在这一年里有较多的时间阅读中外名著，既增长了知识，又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特别是对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的哥德关于“自强不息的人最终是强者”的名言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和最大幸运就在这些方面，这也是和其他同窗最大的不同之处。

我的五年大学生活中感悟良多，最主要的是领悟到了人生之路，往往是不平坦的，也不是笔直的，在志高气扬的顺利前行中，往往会出现挫折，弯路，甚至后退。当这些阻碍前行的因素出现时，最紧要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尽管当时非常痛苦，但经过泪水的次次洗刷，苦思的层层剥离，终于豁然开朗，接受并面对了这个现实，后退了一步。看来这后退是应该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现实告诉我，必要的后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但是，人退，心不能退，必须用理智战胜眼泪，用坚强战胜懦弱。一定要坚信：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总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日，有厄运，必有光明，光明就在再坚挺一下，再努力一下之后。只要这个面对厄运的人以英模为榜样，以党章为精神支柱，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去努力拼搏，最终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获得成功。幸运的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朝此方向做了，因而才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怀有美好梦想的大学生，一个经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够自豪地说：我的大学生活没有虚度，处处充满着七彩斑斓的阳光，时时洋溢着迎难而上的青春活力。

1963年7月12日，我揣着毕业证书，背着沉甸甸行囊，站在母校—宁夏大学校门口，深深地向校园里鞠了三躬，感谢母校五年的精心抚育，感谢党组织的耐心栽培，感谢恩师益友的教诲引路。转过身来，迊着朝阳，怀着梦想，迈开了无怨无悔而又坚定有力的步伐。

多彩的大学生活铸就了我漫漫人生路上的精彩。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