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师专的前身——银川师范是自治区资格最老的一所师范学校，1968年从银川市迁到贺兰县城以北一处鲜为人知的地方。其时的校舍，不过是一排排黄泥土屋，只是由于校园处在园艺场的果园和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的荫庇之下，倒显得有点像世外桃源了。虽然当时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确实个幽静的读书“乐园”。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从北京来到银川师专工作的。迎接我和同伴们的客货车在黄土路上经过一路颠簸开进校园时，校长（当时的头衔似乎叫革命委员会主任）大步流星地从办公室走出来同我们热情地握手，并关照我们在家属院选一套住房（当时的家属院的前后两排土房，只住着七八户人家）。其后，校长又派人背来一只北京式铁炉，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师傅送来一个木工刚做好的锅盖，于是我们便在一间半的黄土屋中安下了自己简陋的家，开始了教学生涯。

生活是清苦的，然而那时的同事关系，邻居关系，师生关系是很融洽的，因而内心是充实的。当时银川师专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年龄也比较大，他们当中不乏能工巧匠。我们的土炉是他们帮忙砌的，小厨房是他们帮忙盖得，煤饼也是他们帮忙和的。那时他们常问道：“老师，您有什么活让我们干吗？”这样的好学生，你能不好好教他们吗？最难忘的是每年毕业，同学们分手告别时难分难舍，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毕业生门怀着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深深依恋，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一连串大事：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此后，学校和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缓慢而显著的变化：通向银川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开往银川市一天两趟的班车变成了每半小时一趟，学校盖起了礼堂、电教馆，北面还盖起了一排排红砖瓦房，老家属院的教职工迎来了乔迁之喜，生活上完成了由挑水吃到学校派车从银川拉水吃到学校水塔建成的跨越。记得当年我曾赶着毛驴车去贺兰县城煤厂买煤末，后来学校有了卡车每年给教职工拉煤。一九七八年，学校开始创办大专班，一九八三年正式挂牌升格为师专，它表明，宁夏川区迫切需要一所专科师范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输送更多合格的初中教师的理想成为现实，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又开始了新的奋斗征程。

春秋代序，送往迎来。师专合并的前十年仅中文系就毕业了四百多名学生， 绝大部分学生工作在全区中等教育岗位上，这对只有四百多万人口的自治区来说，是一支不小的力量!记得每当新生入学的时候，不少人看到破旧的校舍大失所望，对上师专将来当教师缺乏思想准备。但是，他们很快就被老师的悉心引导和师兄师姐们的热情接待所感化，三年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变得充实而成熟，他们开始爱上教师这个职业。

歌德说过：“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旅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学生是一面镜子，在他们身上教师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激励。

老师是人类思想、道德、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中介人。我们的事业要求我们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身体素质的劳动大军和专门人才。我想，师专从总体上是始终把握了这个基本方向的，尽管我们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曾经有过迷茫和失误。不错，我们的具体培养目标是初中教师，我们应当十分重视专业思想教育和专业技能培养，但是，我们要站得更高些，应当培养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能够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能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献身的全面发展的个性化专门人才。没有学生充满活力的个性发展，就不会有创造型的人才，我们应当在许多方面更新观念，使我们的教育有一番根本的改变。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巧合。1989年师专又迁回银川了，我竟然对老校址充满了留恋，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那里工作过，生活过，奋斗过，我们亲手栽下的白杨树已经长大成材，它记录着我们生命的旅程。既然命运已经把我们和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将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本文作者系宁夏大学退休教师。此文原载于2004年第139期 《宁夏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