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先生曾经用生动的比喻，讲述了应该怎样去做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说：要完成一项开创性工作或研究课题，就象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找门。要找到门，你就得动手去摸，这里摸一摸，那里摸一摸。同时，你的头脑必须是很清醒的，而且要有很强的判断力。摸得不对，及时离开；摸到了苗头，就认定不放。这样，你一旦摸到了门，打开它就并不十分困难了。而打开大门之后，必然是山清水秀，一片光明。

今年是我们七八级学生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回顾自己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年华，大学四年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做出的摸索与实践，既为毕业后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又为后来实现人身的价值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兹感慨良多，愿以一掬之诚，记之抒怀。

（一）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大关头与人生面临转折的历史机遇时，我毅然决然，心怀“一定要上大学”的强烈理念，借来中学课本，豁出去昼复夜习梦读书，几乎没有宽衣解带睡过觉。经数月刻苦耐劳死背书，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中发奋拼搏，在劳作与酷暑中日夜兼程，在人生紧要处迈大步实现跨越，1978年9月，我25岁，从长城机床铸造厂的工人，幸运地考入宁夏大学历史系学习，可谓“天道酬勤”。

面对12年因“文革”而辍学，自己再度坐在课堂教室里上课听讲，既感到陌生，又满怀激情；对上大学读什么专业，既漫无目标，又充满好奇，只是为了与大哥胡大雷（宁夏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小妹胡夏珊（宁夏大学外语系78级学生，现居美国）所学专业有所区别而填报了历史专业。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醒与坚定，就是格外珍惜这历史的机遇和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老师的教导下，立志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然而，1966年5月，我不满13岁，在即将读完初中一年级时，“文革”开始，直到1978年上大学，在这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中断了正规的接受基础教育，主要靠自学《字典》与《毛选》《语录》等政治书籍和家中遗留的一些杂书。在工厂上班时，还借助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片面了解了一些“孔孟之道”等杂乱无章的知识碎片，整个知识结构既不精确，也不系统；既没有数理化的基础，也没有古典文献的功底，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谈何容易？所以，只有以勤补拙，以时间换空间，更加勤奋努力，全身心地投入读书学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78级进校报到的第二天，即11月1日下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来宁夏大学讲学，在学校办公楼大会议室做学术报告。当天，我的大哥告诉我务必前去聆听。我满怀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来到会场，师生们济济一堂，尤其是对白寿彝先生讲到“史才、史学、史实”的关系问题时，鼓励我们努力掌握历史知识，了解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学习与研究工作中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使我深受启发与教益。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历史的兴趣与爱好，坚定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尤其值得珍视和回味的是，我与和兄（现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北京市政协常委）的相互支持、鼓励与相互合作、促进，可以说，他是我人生中与学术上的一位知己与贵人。早在上大学之前，他是银川拖配厂工人，我们俩即已交往，考大学时曾在一起复习高考功课、交流学习经验，憧憬未来人生。1978年，我俩同时考上大学，他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我考入宁夏大学历史系，旧谓“同年”，又因其年长于我，旧谓“年兄”。

当年，在时代的感召下，我们满怀对大学生活的梦想、对未来理想与人生的憧憬，跨入大学校园。同一专业、同一志向，使我们彼此的心灵进一步升华接近，使我们彼此的友谊进一步牢固加深。在大学期间，我们彼此通信，相互交流，相互激励。

我们刚刚进校不久，我给和兄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们的课程设置、学习生活与思想状况等。他很快回信，豪言壮语，跃然纸上。这封信我至今珍藏。由此，可窥见当年我们这一代人，满怀喜悦迎接新的学习生活，在思想观念与道德情操的追求、对掌握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期待、对未来理想的憧憬之一斑。来信全文曰：

迅雷：

来信收悉，内情详知。

真为你高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这正是我们做学问所不能缺少的呀！

希望你能与上能（同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心致力于学习，切不可受别人影响，只图混得文凭一张。

关于你们课程开设，我有看法（参见我写给上能的信），要设法解决。最近听了几位史学权威的讲座，真受鼓舞，更坚定了我致力于历史学的决心。我国史学界空白之多，简直令人惊奇，我国史学的落后，大大超于现代化的落后程度。咱们现在只要好好学习基础课，一年后即可选中专业，猛攻一个点，一定有所建树于史学。只要有浑身解数，何怕无用武之地。

迅雷，让咱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史学大道上永不停步的前进吧！2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界是我们的！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朋友，可千万不能受别人影响，浪费点滴时间，荒废自己的学业。

代问晓雷、张文义、老霍、翟进等好。常来信。

祝好。

又：你们开外语吗？什么语种？

和。

1978年10月20日。

（二）

在紧张的四年大学学习进程中，伴随着我的是一路学术小跑。

1979年，结合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学习，我对农民起义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还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的倒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于1979年暑假前，在年兄和的启发下，策划召集在宁夏区内外大学相关专业读书的同学与好友，如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银春、兰州大学地理系马学恕、宁夏大学历史系霍升平等同学，准备利用暑假在银川召开有关农民起义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为此，我分别写信数封，与上述同学、好友等联络，说明意图与意义，但响应者寥寥。由于人员召集不齐（包括某些信息不准、地址不明，信未收及）、暑假外出考察旅行等原因，研讨会未克举行。此举，于今思之乃心血来潮，似觉幼稚与单纯。

1981年，自己结合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课程学习，阅读了诸多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历史的书籍，对战后世界美苏利益格局进行了思考与研究，参阅了《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等诸多资料与人物回忆录，撰写了《战后世界的利益格局》的论文，并寄给南京大学研究战后世界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王教授，请予指教，还企望大学毕业后，报考王教授招收的战后世界史与战后国家关系史研究生。王教授给我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予鼓励与欢迎，并嘱我一定要学好英语，同时注意论文中的引文注释等。

为此，我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早起晚睡，以极大的热情，刻苦学习英语，以求一试。后来，由于学习英语不得法，虽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无多大长进，加之倾心西夏史与宁夏地方史志等的研究工作，因无暇顾及而放弃。

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自治区政协决定于10月召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特约我撰写参会论文。我便利用暑假前后，从学校借阅了列宁的著作，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列宁有关对中国辛亥革命的论述，撰写了《列宁论辛亥革命》一文，作为参加宁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后来，该论文发表在《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并获1991年宁夏大学第三届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

1981年前后，随着宁夏地方史志研究工作的恢复与开展，通过参加宁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有幸结识了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万民和先生、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回族学专家杨怀中先生、考古学专家钟侃先生、宁夏地方史志专家吴忠礼先生、党史研究专家李牧可先生、档案学专家孙国标先生、宁夏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刘振亚先生等学术界前辈，向他们请教、学习与交往，以文会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获益匪浅，并引导与鼓励我走上了专门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道路。

（三）

经过我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而最终走上对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之路的，有三件学术成果值得述及：

一是，受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与万民和先生委托，自1981年春，我与和兄开始撰写《马鸿宾传》。为了搜集与查阅资料，寒假，在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资助下，我到甘肃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资料10余日。暑假，我与和兄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城市街道院落、乡间小道农屋，一个个的走访、了解知情者；走进图书馆、档案馆等，一段段的抄录、整理资料；俯身在斗室桌前灯下，一遍遍地考订史实、修改完善文稿。历时16载，于1997年5月，《马鸿宾传》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1998年宁夏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评奖中获三等奖。

二是，自1981年秋，我与同学霍升平、好友李蕴琳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除查阅与研究有关资料外，骑自行车多次到西夏王陵一带考察，并三次到贺兰山拜寺口西夏遗址，我们还徒步进入拜寺沟20余里的西夏方塔进行实地考察，发掘了一批西夏瓦当、滴水、建筑构件等。遂后，撰写并发表了《拜寺口与昊王之死》（《宁夏日报》1982年4月18日）、《元昊离宫与拜寺口遗址》（《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拜寺口游记》（《宁夏群众文艺》1984年第二期）、《西夏离宫主殿位置小考》（《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贺兰山西夏元昊避暑宫位置考》（《银川市志通讯》1989年第1期）等文章。同时，也助我从此爱好并走上了文物、古玩等收藏之路。

在此过程中，著名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1982年，当我完成《拜寺口小考》文稿后，呈请李范文先生指教。不久，李范文先生用毛笔回复信函曰：

迅雷同学：

大作《拜寺口小考》写的好，读后有几点意见（见另纸），仅供参考。

题目太小，资料有限，不易深入，也不易被人重视。建议改为《元昊离宫与拜寺口遗址调查》。这样，结合文献记载，做些考证，就比较引人注意，资料也较易找。

你们的方向是对头的，我支持你们。今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写了不少论文，可喜可贺！祝你们成功！

此致，敬礼。

李范文。

1982年12月14日。

在另纸上，李范文先生用铅笔对《拜寺口小考》一文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道：

一、题目是否可以改为《元昊离宫与拜寺口遗址调查》。

二、驳马是指山的颜色，并非骏马，用骏马来解释，与原意不符。

三、壁画加以描写，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可，不必要分析、鉴定（因为缺乏资料和根据），可以证前人诗来说明。

四、光绪三十年的题记说明什么问题？似与题无关。

五，文字再求简练。内容很好，可以再补充、修改，争取在学报上发表。

三是，在临毕业半年前，我通过宁夏大学图书馆马力先生的帮助，借出线装本古籍《续资治通鉴长编》，每天课余，尤其在晚上9点半一般教室灭灯后，夜深在电教馆有长明灯的外语系教室查阅、抄录有关西夏历史资料。历时三个多月，整理出20余万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资料汇编》。

此外，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宁夏史学前辈分别题词勉励。

时任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先生题赠曰：

小胡同学，刚走上工作岗位，吾喜屈原《离骚》常诵之。现亦录赠小胡同志，亦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时任宁夏博物馆副馆长李牧可先生题赠曰：

迅雷同学留念：方向已定，里程尚远。刻苦勤奋，持之以恒。

时任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刘振亚先生题赠曰：

迅雷同志留念：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可钦可羡。

时任宁夏档案馆副馆长孙国标先生题赠曰：

勤于职守，志虑忠纯。

（四）

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1982年7月，我带着在宁夏大学历史系获取与掌握的历史知识、历史教学、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带着初步取得对西夏历史、宁夏地方史志研究方面的磨练与学术收获，带着学术界前辈对我的殷切期望，大学毕业了，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与学术生涯。

此后，无论在宁夏大学任教，还是在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任职的工作岗位上，我都矢志不移地坚持一步步深入系统地进行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写作。为此，也逐渐使我领悟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比喻的三种“学术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我深知，良好的学术格局，应该具有普遍公认的知识体系，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自由宁静的学术空气。大学毕业，我有幸成为历史教育和文史研究工作者后，不仅更加勤奋，而且眼中所见，心中所想，脑中所思，笔中所写，都与自己的专业相结合，都与宁夏历史文化相关联。甚至作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每天或多或少都在宁夏历史文化研究上辗转反侧，都在反复思考还能挖掘资料研究什么问题，还应该查阅文献写点什么文章；对于学术研究课题，也大都集中在有关宁夏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拓展创新方面，以填补宁夏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可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益求精，永无止境。

回首在大学毕业后的30年间，自己主要致力于宁夏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历年在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著述有《贺兰县水利志》《宁夏历史人物研究文集》《马鸿宾传》《宁夏文史馆志》《宁夏书画美术史纲》《宁夏戏剧史研究》《民国人物宁夏行》等。主编有《宁夏掌故》《民国宁夏风云实录》《宁夏历代诗词集》《宁夏历代艺文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等。目前，尚有200余篇关于宁夏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已完成初稿，待日后有机会分卷结集出版。

如果说，我在宁夏文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那无一不是勤奋、执着、硬干的结果。在即将花甲之年，我仍有信心与恒心，在现有基础上，将自己的学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实。